（2014年8月11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国资两委机关干部党课教育。每年由主要领导给机关全体干部上党课，是国资委两委机关的一个传统。我感到，这既是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也为两委领导，特别是我提供了一次与同志们近距离进行思想交流的机会。
今年2月11日，我到国资委工作，兼任书记、主任，到今天正好半年。半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企业集团的积极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国资两委全体机关干部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聚焦重点、咬住节点、突破难点，认真贯彻落实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十届市委六次全会上，韩正书记给予了“推进有力、成效显著”8个字的评价；杨雄市长的评价是“取得明显进展”）。在此，我代表两委班子对同志们付出的辛勤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大家给予我工作的全力支持和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
如果说，“上半场”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了一个好的开局，那么如何做到“中场”、“下半场”更精彩？这不仅是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待，也是衡量我们有没有责任感、使命感的“试金石”。
下面，我围绕“努力以坚强的党性、扎实的作风，加快推进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这个主题，重点从新方位、新要求、新突破和新形象四个方面，与大家进行交流，目的是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鼓励大家勇于争先、敢于担当，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考虑到这是机关内部的党课，我以提纲（PPT）为基础，适当放开点讲。
第一部分：
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清醒认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新方位
上海是我国国资国企的重镇。从全国层面看，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2013年上海国资系统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占全国地方省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的1/10、1/8、1/5。从本市地位看，地方国资对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超过20%，在上海的央企超过20%，外企和民营企业超过50%，也就是“四分天下有其一”。由此可见，上海国资国企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效益好，影响大，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韩正书记说，上海经济有没有活力，关键看两块，一是看区县有没有活力，二是看国资国企有没有活力。如果国资国企没有活力，会对上海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我感到，要推进当前的国资国企改革，有必要了解我们昨天所走过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终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为推动上海城市功能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全国也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回顾30多年（36年）的历程，我感到，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主要是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现代企业要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生产指挥系统等要求，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为核心，围绕实行厂长负责制，试点推进股份制、中外合资合作和全员劳动合同制等，实现国有企业在调整中发展。在这个阶段，国资国企改革主要是围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则对国企改革做了全面部署，指出要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自主权，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现代企业要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生产系统。这个时期的改革，注重单个企业的突破，以单项改革试点为抓手，取得经验后逐步在面上推开。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则从过去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逐步转变为厂长负责制。这个阶段上海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几个重要节点：1979年，国家经贸委确定全国8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上海柴油机厂、汽轮机厂和彭浦机器厂入选。 1980年，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电梯厂。1984年，上海在集体、小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飞乐音响改制为新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1986年，真空电子为第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的股份制公司。同年，在纺织、二轻下属21户企业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试点改革。1988年，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明确厂长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企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负有全面的责任，使1986年开始推行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厂长负责制得到普遍建立，企业内部形成了“厂长全面负责、党委保证监督、职工民主管理”的组织管理架构。
这一阶段，我国出台了第一部与国企改革相关的法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6-1991年，我在电视一厂工作，深切体会到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负责制确实给企业带来很多活力，但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问题还很突出。当时电视一厂连续5年名列全国电子百强第一名，上面有广电总公司，再上面是仪表工业局，尽管都非常支持企业改革，但因体制障碍，客观上影响了企业活力的增强。
第二阶段（1993-2002），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一时期，主要是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国务院加快机构改革，撤销轻工业部、纺织部等9个专业经济部门）等要求，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围绕上海“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城市战略转型，组建控股集团公司，推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重点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降本增效、扭亏增盈，推动企业从调整中发展到发展中调整。这个时期的改革，立足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的优化，重点解决国有企业主体缺位、政企不分和在一部分企业中存在的“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从搞活单个企业向搞活整个行业转变（行业局改制，推进“五个机制、五个加强”），从重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到探索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在全国率先推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这一时期，上海率先启动了国有资产体制改革。
几个重要节点：1993年，市委、市政府批准仪表局、纺织局改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总公司，试点进行企业化运作。同年7月16日，上海启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体），撤销原设在市财政局内的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为第一任国资委主任，下设市国资办（办事机构）。并先后将工业、建设、商业、农业和交运等系统19个企业主管局，改制为40个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解决了国有企业出资人的问题，进行了“两个授权”，一是企业经营权，二是房地产。
1994年开始，上海启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国家首批试点企业：三维制药、上海汽车、针织集团、上无三厂、一百集团）。1997年，提出加快推进“五个机制、五个加强”。即外部环境“五个机制”：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兼并重组、抓大放小、规范破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经营负责制）、职工能进能出的就业机制（成立再就业中心，一大批职工转岗，55万纺织工人到如今只有1万多人）、经营者择优录用的竞争上岗机制和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基本保险社会化、补充保险市场化、社会救助制度化）。企业内部能力“五个加强”：加强产品开发、加强技术改造、加强市场开拓、加强内部管理、加强队伍建设。
实施企业增资减债“六个一块”（主体多元、存量盘活、债权转换、兼并破产、企业发展、政府扶植），上海将房地产作为国家资本金注入企业。到2002年，企业资产负债率从1994年的84%下降到60.9%，破产企业278户，分流安置下岗人员150万人。上海本地上市公司达到144家。84.2%的国有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要求进行改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占改制企业总数的83.5%。231家轻工、10家电气市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下放17个区县。
这个阶段，诞生了有关国企改革的第二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八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6-2000年，我在轻工集团公司工作。2000-2002年，我在市经委，协助奇帆同志进行工业系统的国资国企改革。当时的国企改革，从第一阶段把单个企业搞活，进入围绕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行，控股集团公司在推进国企改革、减员增效、兼并破产、改革重组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纺织集团最先遇到市场经济挑战，那时的纺织系统有50万工人（全上海有200万产业工人，轻工40万），他们提出“壮士断腕，大力调整”（现在纺织集团只有1.5万人）。但这个阶段新矛盾也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九龙治水，政资不分”，国企管理权还在各个委办，国资办的权力较小，政企分开很难实现。
第三个阶段（2003-2007），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进行国资国企改革。十六大提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特别是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要求，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通过确立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体制，实行“三个集中、三个收缩”战略调整计划等，在全市范围内对上一轮改革组建的控股集团公司进行重组，优化控股集团公司改革，优化国资布局。这个时期的改革，改变了原来“九龙治水”、政资合一的监管模式，重点推动主业类同、功能相近的控股集团公司重组，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的集聚效应，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企业集团。
几个重要节点：2003年，调整充实原国资办职能，成立市国资委和市国资委党委，是全国第一家成立的地方国资监管机构。分两批将原隶属于市发改委、市经委、市商委、市外经贸委、市农委、市旅游委、市建交委等系统，共62家企业划至国资委（2003年第一批，包括工业、商业、外经、农业、旅游系统等共36家企业；2004年第二批，包括建设、交通系统，以及科研院所等共26家企业）。
市国资委对监管的企业集团实施“三个集中、三个收缩”，“三个集中”，即向以支柱产业为主体的20个行业集中，逐步转向先导性、基础性和公益性领域；向20%的大型、特大型企业集中，培育5-6家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国内同行业第一，2-3家跻身世界500强；向企业核心主业集中，企业核心主业一般不超过5个。“三个收缩”，即纵向收缩国资投资级次，横向收缩国资分布跨度，点上收缩国资股权比重。企业集团纵向投资一般不超过3级次。
通过跨行业、跨企业的重组，组建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大企业集团：商贸流通领域，2003年4月一百、华联、友谊和物资等4家集团整合为百联集团。酒店旅游领域，2003年6月锦江、华亭、新亚、上食、上海国旅等5家企业组成锦江国际集团。在食品生产流通领域，2006年8月轻工（小光明食品集团）、农工商、烟糖等企业组成光明食品集团。金融领域，2007年9月原国际集团、国资经营公司组建新国际集团。国资运营领域，2007年9月盛融公司、大盛公司组建国盛集团。2004年上汽集团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地方企业。2006年上港集团成为第一家由地方国资委直接持股的整体上市公司。到2007年，整合资产3500亿元，涉及30余家企业集团，募集社会资本1000亿元。改制中小企业2000余户。
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股份制改造，股权多元化改革大力度推进。经过这10年的改革，实现了“两个80%以上”的目标：84.2%的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改制；83.5%的企业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但也凸显了新的矛盾，开放度不够、证券化比率不高的矛盾比较突出。
第四个阶段（2008-2013），从2008年市委、市政府制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到2013年。这个时期，主要是以推动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提高国资证券化率为核心，以转型发展为目标，以结构调整为抓手，面向全国实施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推动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这个时期的改革，注重5个领域的重点突破（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加强法人治理建设；国资监管权覆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较好地解决了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监管“内循环”的问题。如，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解决了企业重组联合“市内”与“市外”的关系；整体上市及核心资产上市，解决了国资监管“一家管”与“大家管”的关系；规范董事会试点建设，解决了防止“内部人控制”与“科学规范决策”的关系。这一阶段，很多重大的市场化开放性重组得到推行，国有资本证券化率快速提高。
几个重要节点：2008年，明确“牢记使命、深化定位、联合委办、服务企业”的工作方针，重点做好“5+1”工作：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东航与上航、轨道交通与中国北车、广电TFT与中航技、成套院与国家核电）、加快资本证券化（全市地方经营性国资证券化率从2008的17.8%提高到目前近40%，上汽集团、上海建工、上海交运完成整体上市）、加强法人治理建设（10多家企业实行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董事会建设）、国资监管全覆盖（市政府授权市国资委对市属经营性国资履行出资人职责，市国资委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资采取“直接监管为主、委托监管为辅”的模式，机场集团、临港集团、同盛集团、世博集团等23家企业划归市国资委）、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收缩退出管道运输、造纸等24个行业，行业布局从79个收缩到55个，2800余户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改制重组等实现调整退出，其中1/3关停破产）、加强企业党建。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颁布，以法律形式维护国资权益，保障国资安全。
第五阶段（2014——），从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开始。2013年，市委对国资国企改革进行专项调研，针对国有企业活力不够、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韩正书记、杨雄市长指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以增强活力和竞争力为主要目标，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作为核心。这既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吻合，也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内在发展的要求相一致。我们出台了“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召开了全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影响，被称作“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资国企改革领域打响了第一枪”。国务院国资委在全国国资国企改革会议上专门请上海做了介绍，国务院分管领导王勇同志对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给予高度肯定。
这个时期，主要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资管理体系、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要求，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为核心，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组建国资流动平台，实行企业分类监管等，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企业集团。这个时期的改革，立足推动国资国企遵循市场规律，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从主要看着中国地图抓改革发展，转变为看着世界地图求突破创新，内部通过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外部与上海自贸区建设、行政体制改革等相协同，形成各方支持、综合配套的良好局面。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36年）的历程，我们感到，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五个阶段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突破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践完善提高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纵深推进的过程。第一阶段主要是搞活单个企业，第二阶段从行业发展推进国企改革，第三阶段从全市层面通过跨行业重组推进国企发展，第四阶段推动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第五阶段提出培育本土跨国企业。
实践证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每一步探索、每一次突破，都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以问题为导向，着眼于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以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为前提和动力，体现了“敢闯敢干敢担当、敢抓敢管敢负责”的勇气。比如，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司制、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到今天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创建。在这一过程中，有关法制也不断完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陆续颁布。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每一个做法、每一项成果，都是以反映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为目标和追求，体现了全市上下群策群力，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战略部署的成效。
上海多年的国资国企改革成绩有目共睹，但也面临不少挑战，可以概括为：“12345”。
“1”：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1万亿元；本市地方国有企业总数1.1万户
截至2013年，上海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11.06万亿元（110637.75亿元），国有权益（国资总量）1.54万亿元（15447.06亿元）。其中：市国资委系统资产总额3.21万亿元，国有权益8116.78亿元。
本市地方国有企业总户数11021户，市国资委系统5583户（全市地方国有企业共有从业人员160.68万人，人均工资9.4万元，同比增长11.9%。其中：市国资委系统82.7万人，人均工资8.4万元，同比增长12.6%，高于全市社会平均工资增幅为5.6个百分点）。
 “2”：生产总值、新增投资和缴纳税金接近或超过全市20%；2013年营业收入和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
2013年，上海地方国有企业创造的增加值4478.22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20.7%；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154.17亿元，占22%；缴纳各项税金1480.01亿元，占18%。
上海地方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9万亿元（25893亿元），同比增长13.4%；利润总额2259.80亿元，同比增长13.7%。市国资委系统竞争类企业净资产收益率11.8%（全部为7.4%）。
“3”：国资监管方式3类；国有企业分为3类
目前，上海国资监管体制架构是：市政府授权市国资委对市属经营性国资履行出资人职责，市国资委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资采取“直接监管为主、委托监管为辅”的方式。监管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直接监管，46家企业（44家市管、2家委管），资产总额3.21万亿元（国有权益8117亿元）。二是委托监管，包括金融保险、宣传文化、科教体卫、公安司法等13个单位，企业资产总额6.42万亿元（国有权益3161亿元）。三是指导监管，17个区县国资，资产总额1.40万亿元（国有权益3993亿元）。
本市地方国有企业主要分为三类：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
 “4”：国资布局4大领域；有4家世界500强企业
目前，61%的地方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4大领域。
上汽集团（85位）、绿地集团（268位）、浦发银行（383位）、中国太保（384位）等4家企业进入2014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2013年，百联集团没有继续申报，如申报可排名465位，比去年466位上升一位）。上港集团、申通集团、上海机场等一批企业连续多年排名全球行业前三（上港集团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四年排名世界单体港口第一。申通集团轨道交通日均载客超过700万人次，运营里程名列世界第二。上海机场货运量连续六年排名世界第三，客运量第七。锦江国际管理的酒店客房数排名世界第九，亚洲第一。上海建工名列全球最大的250家工程承包商第十三位。上海电气、百联集团、光明食品集团等16家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
“5”：面临5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企业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这几年，上海在大力推进国企市场化、资本证券化上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企业在资源配置、资本流动、用工制度等方面，离真正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韩正书记在十届六次全会上提出了“四个不适应”，在一部分企业中表现比较明显。特别是一些企业不擅长在市场经济中搏击、在国际竞争中发展，习惯于找政府、要政策、吃资源资产老本）。
二是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目前，上海不少国有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但在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上，在“走出去”资源和信息的共享上，在国际化经营人才储备上，在国际化规则运用上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国资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市总额的44%，但总体规模仍然偏小，2014年计划投资212.5亿元，仅占3289.9的投资总数的6.46%，而且溢出效应不明显，尚未形成能强力支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另外，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统计表明，2013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中，上海仅有光明食品集团和上汽集团两家企业集团入选）。
三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近年来，上海在引入外部董事，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上有成效，但在落实董事会责权、明确责任主体上有差距，一部分企业治理结构建设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形似神不似”（12家规范董事会建设企业中，董事会被授予选人用人权的只有5家）；在市场化选聘和管理经营者方面，适应企业发展和市场要求的新手段、新方法还不够多（目前，市国资委系统市管企业中，只有良友集团、科投公司面向社会公开选聘总经理。上海在全国有影响的企业集团很多，但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不多，如2004年上汽集团的胡茂元被评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后，直到2013年才有第二位绿地集团的张玉良）。
四是企业激励约束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对企业的考核评价和收入分配基本反映了不同企业的贡献度，但总体上仍存在着“做好做差，差别不大”、“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上海市管企业的产权代表平均薪酬约为63.72万元，其中，最高的是上汽集团111.6万元，最低的是电动所35.82万元，在全国国有企业中处于中等水平。近年来，只有光明乳业、华虹计通、百视通等少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上港集团、上海汽车和上海建工等整体上市企业实行的奖励基金计划，总体上激励力度偏弱）。
五是国资监管效率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上海的国资监管总体上是有成效的，但原来我们是管人、管事、管资产，现在从管资本的角度来讲，还需作较大的努力。特别是在监管内容、方式和手段上针对性、有效性不够强，在考核分配、治理结构等方面，没有针对企业不同的功能和特点体现个性化要求，距离市委、市政府领导要求的“多管国资，放活企业，不管经营”还有很大的差距（2013年12月17日，杨雄市长在全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我们在国资监管上仍然存在管的过多、过细的问题，有时候还会干涉企业具体的投资经营决策。今后加强国资监管，主要是履行出资人职责，要做到不缺位、更不能越位，管少管精管好）。
第二部分：
明确目标、聚焦重点，准确把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新要求
2013年12月17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就新一轮本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未来3-5年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人。
（一）总体思路（5句话）
“5句话”，也就是即韩正书记讲的“五个牢牢抓住”：牢牢抓住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为核心，以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为目标，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实现形式，以国有资本统一管理和国有企业分类监管为关键环节，以有利于企业家成长集聚的制度性建设为根本，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率先改革突破。
（二）核心目标（4个“国”）
围绕上海“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总目标，经过3-5年的扎实推进，做到“4个进一步”，即：国资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国资布局和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在全市经济社会中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努力成为全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排头兵。设置了定性和定量的目标，其中：
两个定性目标是：
——国资监管：形成规则统一、权责明确、分类分层、规范透明的市属经营性国资监管全覆盖体系（逐步实现“三个转变”，从关注国有经济转变为更加关注整个国民经济，从关注国有企业转变为更加关注国有资本，从注重企业经营形态管理转变为更加注重资本价值形态管理）。
——国有经济：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产业发展上的主阵地作用，在城市基础建设和民生保障领域中的主力军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两个定量目标是：
——国资布局：80%以上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4大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
——国有企业：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包括：2-3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的资本管理公司；5-8家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8-10家全国布局、海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的企业集团（我们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有了一个判断，过去是看着中国地图做生意，搞资源整合，现在是看着世界地图整合资源，提升能力）。
主阵地作用：重点发展的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上海地方国企在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6个领域中具有先发优势（新材料偏弱）。6大先进制造业中，本市地方国企在汽车制造、成套设备、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精细化工、都市产业等5个领域有较强竞争力（精品钢材在央企）。现代服务业中，本市地方国企在航运基础、物流、人力资源、旅游会展等优势明显（电子商务、文化创意较弱）。
主力军作用：本市地方国企2008年以来投入城市大型居住社区及周边设施配套建设累计超过5000万平方米，占全市总量的80%。申能集团天然气、人工煤气和液化气供应量占全市90%以上。上海城投自来水日均供应量879万吨、污水日均处理量496.97万吨，占全市总量的75%。久事公司运营线路587条，日行驶里程达152万公里，占全市总量50%以上。
说明：本市从2006年起实行国资收益收缴，至今已上缴202.31亿元（含家化集团转让的收益，不含金融企业），其中近86.07亿元用于民生保障。但与社会各界的希望相比仍有差距，主要原因是三个：一是上缴比例较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主要是企业的利润，2007年国务院出台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后，明确一般竞争性领域企业上缴净利润为10%；二是收缴单位不完整。2012年本市开始编制正式的国资预算，大部分委托监管单位，比如宣传文化类企业没有纳入收益收缴范围。三是公共服务类企业和功能类企业不产生效益。2013年市国资委3万多亿元资产中，4家公共服务类企业资产总计8395.24亿元，利润只有3.81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负22.30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为负0.8%；11家功能类企业资产5032.19亿元，利润79.59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39.28亿元），净资产收益率2.2%。今年，中央企业将提高5个百分点，分25（烟草类）、20（资源类）、15（一般竞争类）、10（军工、转制院所）、0（小微企业，应交利润不足10万元）五档。上海将同步提高5个百分点，达到15%）。
（三）主要内容（5个重点）
去年，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调研后，我们制定了四个重点：国资流动平台、企业分类监管、法人治理结构、激励约束机制，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接后，把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第一个重点。所以，上海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1+4”五个重点：
第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回顾国资国企改革历程后，我们发现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最早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但没有确认为所有制形式。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是多样的，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实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即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作、企业相互参股等形式，将国有大中型尤其是具有优势的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十六大强调，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混合所有制经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要求，多年来，上海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实施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特别是加快企业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已基本形成了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主的发展格局。到2013年底，全市竞争类企业国资证券化率达到57.6%（不含金融保险），如按照全市地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计算，证券化率可以达到53.9%。（我们过去计算证券化率采用的口径是，上市公司的国有权益/全市经营性国资的国有权益，计算的证券化率接近40%。现在这个证券化率是按照全国通用的口径计算的，也就是被资产证券化的资产额/资产总额。上半年的小人代会上，有代表委员就建议尽快明确国有资产证券化的目标。为此，首先我们要对概念和口径有一个明确。初步的考虑是采用全国通用标准，便于与国务院国资委对接）。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情况看，截至2013年底，市国资委系统混合所有制企业已占企业总户数的63%、资产总额的55%、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60.1%、主营业务收入的83.5%、净利润的92.4%。
上市公司情况：目前，本市地方国企中有71家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46家企业成为最新一期（2014年6月）上证50、180和380指数股，占总数的2/3。到2013年末，71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59694.81亿元，股东权益8632.89亿元，国有股权益3359.33亿元，平均每股收益0.79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3.88%。其中，国资委系统48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12200.31亿元，股东权益4344.33亿元，国有股权益2466.78亿元。平均每股收益0.59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2.87%。
另外，有12家境外上市公司（不含A+H）。其中，香港10家：5家纯H股（即锦江酒店、联华超市、集优股份、复旦张江、上海复旦）、4家红筹股上市公司（上海实业控股、上实城市开发、绿地香港、国泰君安国际）、1家香港本地股（海通国际）。新加坡、新西兰各1家（上实集团上实环境控股、光明食品集团光明新莱特乳业）。
总体上看，集团公司二、三级以下子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比较普遍，但仍存在着国有股比过于集中（如上汽集团、上海建工的国资控股分别占比77.33%、72.88%）、经营机制不够灵活（建立规范治理机制和实施中长期激励的不多）、深化改革力度不够（市国资委直接监管46家企业中，未进行公司制改制15家，占32.6%；29家竞争类企业中，未改制12家，占41.4%）等突出问题，未来改革的空间很大、改制任务很重。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点是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若干意见，出台实施细则。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3月5日“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针对上海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推进职工持股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的要求（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后来又在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请示上批示，要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加强监管。）。7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试行）》，明确了未来3-5年，上海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和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不到一半的省市出台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文件，但专门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文件，上海是第一个。重庆提出“五种混法”，但无细则。）
二是突出一个导向，注重三个结合。即：以发展公众公司为主要实现形式，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优化国资布局结构、实施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相结合；与推动国资有序流动、盘活用好国有资产相结合；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我们提出，以发展公众公司为主要形式，是因为46家集团公司，在二、三级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很普遍，主要的问题是集团公司没有实现。在调研分析基础上，我们认为，在30家竞争性企业集团中，1/3左右可通过整体上市发展混合所有制，1/3左右可以通过核心资产上市，1/3左右可以通过股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来实现。这么做有基础，也有可能，而且要公开、透明、规范推进，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中央深改办副主任穆虹同志来上海调研，对我们提出的总体设想给予高度肯定。
三是明确发展目标，分类有序推进。经过3-5年持续推进，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除国家政策明确保持国有独资外，其余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其中：负责国有资本运营的国有资本管理公司，保持国有独资；负责基础设施和功能区域开发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全资或国有控股；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可保持国有控股或相对控股；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根据发展实际，按照市场规则有序进退、合理流动。
我们没有像有的省市那样提出一个具体数字或比例，是因为如果设置具体比例，就很容易造成大家围绕比例去奋斗，出现运动式的改制，“为混而混”，而不着眼于企业机制的搞活和竞争力的增强。我们这样考虑，在具体推进改革中有更大的空间。
四是规范操作程序，防止国资流失。重点把好“三道关”：一是科学决策关，明晰企业改制重组的决策程序；二是审计评估关，规范财务审计、企业价值评估、出具法律意见书；三是市场交易关，进场交易、竞价交易，这也是最严格的要求。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就怕权钱结合，最容易出问题的方式就是协议转让。因此，我们明确提出，企业改制重组涉及产权转让的应在证券市场和产权市场转让，让市场发现价格，防止国资流失。
对于混合所有制，理论界有些比较激烈的争论（红旗网站今年以来五大争论热点之一）。总结下来有两种极端观点：一是国进民退。坚持国资增量发展原则，认为存量不能动，新项目合资合股，老项目增资扩股。如果存量转让给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控股，就有私有化嫌疑；如果转让给外资控股，就有附庸化的嫌疑（昆仑岩说上海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私有化。）二是国退民进。2008年以来的国有企业大发展，导致国有比例太高，应大踏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应再控股。目前，国家层面上对混合所有制的顶层设计还没出来，但我们认为，应坚持“国民共进”的原则，通过双向进入、交叉持股，实现融合发展的目标：第一，要有利于企业活力的增强；第二，要有利于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第三，要有利于国民共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形成，没有“国”“民”这两个积极性，则不会发展起来。5月份，全国政协特邀常委视察团来沪调研，对上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做法充分肯定，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上海的做法评价是“方向准、思路新、力度大、措施实，经验和做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难点：一是统一思想。我们感到，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持“国民共进”，防止出现片面化、绝对化，或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消除疑虑。目前，在社会上有“三怕”心态：国企老总，怕转制过程中出现国资流失，被人“非议”；民企老总，怕混合以后，各方干预过多，没有话语权（“关门打狗”）；企业职工，怕政策多变，出现“翻烧饼”。三是国家层面实施细则尚未出台。特别是涉及员工持股等敏感问题，操作口径没有明确，所以文件从三个方面预留调整空间：（1）若干意见为“试行”；（2）附则部分明确，“今后，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如有调整，按照调整后的国家政策规定执行”；（3）对最为敏感的员工持股明确“混合所有制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探索实施员工持股”（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在起草指导性意见，总的原则：一是灵活性和原则性并存，但更多的是原则性，如果中组部、中纪委有明确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二是实施员工持股应立足留住人才。三是鼓励增量激励。四是员工持股同时建立退出机制。五是谁决策、谁审批，谁承担责任）
第二，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
对长期搞国资国企改革的同志来说，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国资国企改革部分最大的亮点，是对国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归纳起来五句话：一是完善国资管理体制，二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三是改革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体制，四是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五是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五句话是国资体制改革的新要求。这些新要求中的关键环节，或者说突出亮点，就是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改组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建立国资流动平台并实施市场化运作是国资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起长远作用的基础性改革，也是关键一招。我们讲的是国资流动平台。关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的定位，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表述是：国有资本的投资公司，是以产业发展为主。即，原来以产业发展为主的大企业集团，改组成为国有投资公司。国有资本的运营公司，主要是搞股权管理的。比如讲，原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同志任董事长的国新公司，就有点类似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现在，市委、市政府定位的国资流动平台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概念是相近的。为什么只能说相近呢，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具体定位、顶层设计，由于国家部委的意见相左，现在还没出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按照中央的要求，市委、市政府在听了国盛集团和国际集团的方案汇报后，对流动平台定位是，建成一个专业化、市场化的国有资本运作平台（韩正书记说：不以产业发展、实业做强、规模做大为重点），是部分国有股权的持股主体（完成股权多元化的企业国有股权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今后由平台来持有）、国资运营的执行主体、部分一般性竞争领域国资退出的主要通道（就是今后不可以企业自己卖自己，这应该是股东的事情，企业引入战略合作等事项应该由股东来负责），通过“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统筹配置资源和盘活存量。
最近，十届市委六次全会上，韩正书记和杨雄市长又对国资流动平台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就是通过平台的建立，推进国资管理与企业经营适度分离，就是将来企业就是搞经营。股权运作，由平台来负责。还有就是促进国资国企开放性、市场化的重组，今后，企业集团的开放性市场化重组可能要更多地发挥平台的作用。这个平台构建以后，今后的分工是“国资委负责资本监管、平台公司负责资本运作、企业集团负责日常经营”。
难点：一是现在国家层面、各个部委，大家都知道要建立平台，但是怎么建分歧很大。比如讲，财政部提出借鉴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出资人是财政部，运营以私人公司的方式。应该说，淡马锡运作方式是比较成功的，目前各大银行的股东是汇金公司，这个模式有点类似于淡马锡模式，所以财政部倾向于这个模式。国务院国资委认为汇金公司的模式对金融企业是比较合适的，但现在国资委系统有113家中央企业，资产规模是淡马锡完全不能比的，用一个淡马锡是没办法做的，所以国务院国资委不主张淡马锡模式。而且，他们觉得，你搞淡马锡，就是建立了一个三层次的构架，这些大企业哪有积极性啊，他没有积极性。深圳曾经探索过，在国资委和市管企业之间搭了一个运营公司，实践下来效果不好，后来他们把阁楼拆掉了。二是谁来承担平台的出资人职责。国家发改委的意见是由国务院授权平台行使出资人的职责。财政部提出了汇金模式，言下之意就是财政部承担出资人职能。国务院国资委认为应该由国资委行使出资人职责，因为《企业国有资产法》、党的十六大都明确了，从中央到地方，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授权，作为出资人的代表。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是在中央既定方针和已有的《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如果把国资监管机构的出资人代表去掉，那就不是完善了，而是改革了，那就应该建立一个新的体制。国务院国资委还认为，如果由国务院授权国资平台，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的话，那不是又回到了以前“九龙治水”的环境下了吗？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层面对这个平台的定位和发展迟迟不能出台的很重要的原因。
在国家顶层设计没有出台以前，我们的做法是，两个平台先把资产清理干净。但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两个平台起来以后，国资委和平台什么关系，平台和企业什么关系，有了平台以后，国资委和企业什么关系？现在，企业最担心的是平台公司对他管头管脚。还有，有了这个平台以后，企业担心地位下降。我们现在的设计中，对平台的定位是，平台主要搞股权运作和市值管理，国资委与企业的监督管理关系不变。有一件事上海比较明确，无论是国际集团也好，还是国盛集团也好，国资委本来就是他们的出资人代表，只不过国际集团是委托市金融办管理，所以我们出资人代表的地位很清楚。现在关于平台的运作机制、体制构架、组织建设，要继续做进一步的方案，两个平台制定完善以后，再与国资委的想法融合在一起，最终确定下来。
我现在思考一个问题。搞这个平台，关键的关键是既要管好资本，又要放活企业。如果管了资本以后，对企业的放活产生影响，那我们就要改革。原来的状况应该改变。比如，我们的汽车集团，改制为汽车股份。汽车集团是汽车股份的大股东，实际上汽车集团这一块已经很小了，大部分已经整体上市了，现在是两套牌子一套班子，所以汽车集团的这块股权关系应该分步的转移到平台上去。但企业经营的权利，应该全部放到董事会去。
另外，今后的平台运作，我们的定位是国资流动平台，与国家的国资运营公司还是稍有差别。我们着眼于流动，因为我们是坐在“金山”上，1.54万亿的国有权益，11万亿的资产，实际上可以通过有序的进退把国有经济搞的更活。今后的股权运作当中，第一，要有利于被持股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的退出，不是到二级市场上退出，可能是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退出，在资本、资源、品牌、市场上产生协同效应的，这样才能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把股权拿出去变现一块，这个不行。第二，要有利于国资布局结构的优化。我认为，今后盘出来的这块资金不应该再投入到竞争性领域中去，而是应当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和民生领域。第三，要有利于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构建。中央层面确实碰到一个新情况，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一段时期，国务院国资委“群龙无首”，对这块确实没有好好考虑。
大家不知注意到了没有，国务院国资委推出“四个试点”（即：一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点是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市场化经营机制、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与途径；二是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重点是厘清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关系，明确授权经营的范围和方式，探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运作模式；三是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重点是进一步落实董事会职权，发挥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四是向中央企业派驻纪检组，重点是强化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成员的重点监督，增强监督的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中央企业反腐体制机制创新）。什么背景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今年要重点推进的国资国企改革，有8个文件，都和顶层设计有关，只有两个是国家国资委牵头。其他有的是国家发改委牵头、有的是财政部牵头、有的是人保部牵头，国家国资委都参与。由于大家意见达不成一致，出不来。现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压力非常大，外界都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开了半年了，怎么国资国企改革一点动静也没有。所以他们也被逼无奈，向总书记汇报，要搞试点推进几项重点工作。后来，总书记、总理都圈了。即使搞试点，几个部委还打架，开新闻发布会以前，有的部委说你不能开。而且现在的试点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改组，这个比较好做。不是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就意味着你成了其他企业的股东了，这是现在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我们讲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关键环节就卡在这里。
第三，明确国有企业不同功能实施分类监管
这件事情上海率先提出。实事求是讲，对企业分类监管各方面的认同度比较高，基本上没什么争论。国务院国资委也在制定分类监管，他没有功能类，有公益政策类、自然垄断类。外省市和我们基本上一致，个别的名称有点不一样，比如，有的叫特殊功能类、一般竞争类。
突出企业市场属性，兼顾股权结构、产业特征和发展阶段，根据资产、收入、利润和人员占企业总值的比例，将企业分为竞争、功能、公共服务等三类。
竞争类企业，如上汽集团、上海电气等。这类企业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兼顾社会效益，成为国内外同行业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企业。这类企业是上海国有企业的主体，占全部企业的比重约为“5799”，即：资产总计占58%、从业人员占79%、利润总额占91.7%、营业收入占93.2%。这部分企业改革要能快尽快，能放全放，条件成熟一步到位。
功能类企业，如临港集团、地产集团等。这类企业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为主要目标，兼顾经济效益，成为城市功能区域投资开发、重大项目建设中富有效率的企业。
公共服务类企业，如上海城投、久事公司等。这类企业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成为实现社会与经济目标有机统一的服务质量领先的企业。
竞争类企业中的公益性业务（如光明食品集团中的蔬菜集团、良友集团中的国家粮油战略储备），将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实现自我平衡。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中的竞争性业务，也将按照市场规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如地产集团中的房地产企业、机场集团的非航业务、上海城投和久事公司中的两家上市公司：上海城投、强生股份）。
对不同类型企业实行分类指导、分类监管、分类考核。以分类考核为例，竞争类企业引入市场对标机制，重点考核股东价值（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经济增加值、资本回报率等）、主业发展（营业收入、市场占有率、行业排名、国际化指数）、持续能力（业务布局、品牌影响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功能类企业引入政府主管部门评价机制，重点考核功能作用（项目进度、质量和安全）、运营能力（运营效率、财务平衡）。公共服务类企业引入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第三方评价机制，重点考核服务水平（设施建设进度、质量和安全性，产品数量、品质和满意度）、成本控制（预算执行、管理成本控制）、持续能力（资产负债率、公共设施更新换代、服务品牌建设等）。
难点：主要是功能混合的企业怎么来处理。比如，光明食品集团里有蔬菜集团，蔬菜集团是在民生保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地产集团里有房地产企业，房地产企业是典型的竞争类企业。还有城投公司和久事公司，他们是公共服务类的，下面一个有城投股份，一个有强生股份，是竞争类的企业。对这种混合类的企业，怎么做？现在难点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第一，不管你怎样的类型，都是市场化的主体，就是都要坚持市场化的机制、专业化的管理、国际化的标准。第二，按照“进大院入小门”的原则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光明食品集团整体属于竞争类的，蔬菜集团属于功能类的，那我们对光明食品集团整体按竞争类考核，但兼顾蔬菜集团功能类的属性。第三，现在比较难的是功能类企业和公共服务类企业，他们反映说，我们真的蛮难的，既要听“市长”的，又要听市场的。这个关系处理比较难，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后对公共服务类、功能类企业，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上，要探索市场化的机制，比如，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等。
第四，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这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最大的突破点，是确定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的中心地位，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实际运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我们现在的《公司法》在构建法人治理结构上有先天的不足，这个不是我对《公司法》有什么意见和抵触。实际上美国的企业，是没有监事会的，要么是CEO，董事长在体外。要么是董事长在体内兼CEO。监事会是德国的公司体制，就相当于我们的董事会，他们的董事会相当于我们的经理层。我们的搞得好像是很全的，但弄到后面就形成掣肘，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以前的市国资委主任杨国雄，他有个名言叫“杨氏三天”，就是董事会管明天，经营层管今天，监事会管昨天。你说对吧，对的，但仔细看还是有些问题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天天上班的，董事长只管明天不管今天，总经理只想今天不想明天行吗？不行。所以搞到最后没人负责。到底谁负责，董事长可以推给总经理，总经理可以推给董事长。所以这次市委组织部思想非常解放，是市委组织部牵头的课题提出来，要确立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就是对企业经营治理中的一把手地位，把他确立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突破。不然的话，我们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没办法竞争。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一把手都很清楚。就是到国有企业搞不清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
在确定法定代表人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要规范董事会建设，主要抓住两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要求，重点推进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董事会建设。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原则上兼任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分设。这样防止个人说了算。逐步落实董事会职权。对完成规范董事会建设的企业，授予选人用人、重大决策、业绩考核和薪酬分配4项权利。
在选人用人上，进一步拓宽经理层人员来源，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到今天，正如韩正书记所要求的，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集聚的机制。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领导人员选拔、考核、任用、管理制度。如果这个建起不来，我们的企业家就成长不了。企业家和党政干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在美国培训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当时的一个教授问我，企业家的要素是什么？是审时度势，敢冒风险。企业家就是要敢冒风险才行。这和党政干部是不一样的，党政干部是依法行政，防范风险。企业家在市场当中要摸爬滚打，九死一生才能成长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率先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在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外派财务总监。外派的财务总监，重点完成两项任务：一是负责对财政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全过程跟踪与监督；二是负责对政府项目的资金使用过程及使用效果进行跟踪与监督，关注政府项目的资金风险。对财务总监将实行工作报告制度，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内容，分别做出年度报告、专项报告和即时报告。
难点：一是外部（独立）董事人才不足，如何扩大视野，挖掘培育职业化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合格人才是当务之急。二是一些企业在解决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制衡与提高决策效率的关系上，办法不多，效果不明显。
第五，探索建立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考虑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的时候，我们觉得要注意把握“四个必须”：第一，必须与企业领导人员的任期制契约化管理相结合。没有任期制契约化管理的长效机制，那是无效的，干好干坏一个样。全面推行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通过“三个明确”，实现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明确任期期限，根据《公司法》等规定，企业领导人员每届任期三年。为丰富企业领导人员的任职经历和经验，企业领导人员在同一岗位任职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届。明确任期目标，根据岗位职责，分类明确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等任期目标（由市国资委明确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目标，企业经理人员由董事会确定）。明确任期评价，任期届满时，对照任期目标实施综合考评，结果作为是否续任、兑现延期支付、实施长效激励的主要依据。
第二，必须根据企业不同的类型和定位，实施不同的激励办法。在任期制契约化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薪酬结构上，竞争类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长效激励”组成。其中，基本年薪是年度基本收入，绩效年薪与经营业绩考核挂钩，符合条件的经批准实施长效激励（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的比例为1：1；一般情况下，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与长效激励的比例为1：2）。竞争类企业要彻底推向市场，把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的利益紧紧的结合在一起，要像周波副市长所说的那样，既要有“金手铐”，也要有“金降落伞”。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组成，完成重大任务后，根据考核配套实施专项奖励（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的比例为6：4）。
第三，必须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长效激励，激励的主要模式，包括股权激励、激励基金计划、增量业绩奖励、项目收益提成等。约束的基本安排，包括完善业绩挂钩、财务审计、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收益追索扣回等。
第四，必须统筹考虑企业领导人员、技术管理骨干以及职工的利益。对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国有及国有控股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实行“张江办法”，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对承担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投资公司，探索市场化项目收益提成奖励。国有创投企业鼓励采用项目团队参股股权投资管理公司的方式，探索建立跟投机制。对企业职工，建立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收入正常增长，以及困难职工收入托底等三个机制。进一步完善企业工资总额管理，竞争类企业，根据企业经济效益和工资水平，结合工资增长指导线，合理确定工资增长幅度；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根据企业承担的职能，参照工资增长指导线确定工资增幅。
难点：就是国家层面对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分配的顶层设计还没出来。我刚到国资委兼任主任的时候，就和王坚同志一起去国务院国资委拜访张毅主任，当时我请教了混合所有制问题、国资流动平台问题、长效激励约束机制问题等。他说你提出的都是关键问题啊，什么时候出台我也讲不清楚，但你们上海可以积极探索。我说探索的话，如果顶层设计没有出来，我就会碰到问题，比如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分配怎么做。国务院国资委已经明确基本上是按倍数，就是说按照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张毅主任说，对技术和管理骨干，你们力度大一点没问题的，企业领导人员谨慎一点。我说这个力度究竟有多大？其实对技术骨干，好操作，难就难在企业领导人员的激励力度有多大。就怕搞了以后又来纠正了。据说国家在9月底10月初会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方案的出台。等这个方案下来以后，我们再和他们对接。
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在混合所有制的若干意见里，留了一个“活口”，就是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的操作细则，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制定。现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最好的是国家持股、团队持股、员工持股，普遍觉得这样才有活力。但这个度怎么把握？现在没有明确。在企业领导人员和员工持股的问题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到底怎么把握，现在顶层设计还没出台。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牵头搞员工持股激励的方案。本来我们的长效激励已经全部好了，现在一直压着等方案出台。原来我们设想，任期制契约化管理第一批签约的时候，同步配套长效激励机制，但现在，一直不敢动。因为以前MBO也好，职工持股也好，领导人员持股也好，都搞过，后来又来规范、清退，所以对这些敏感问题，在顶层设计没有明确以前，搞比不搞还不好。搞不好对企业的积极性会打击很大。
讲这些，我想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在这个机关内部讲点心里话。现在的国资国企改革，真的是像韩正书记所讲的那样，要有敢试敢闯敢担当的精神。十年前我分管过国资国企改革。我感到，现在的争议要比那个时候要多的多，而且都上升到体制机制问题上来，社会争议很厉害。还有，顶层设计到现在还没出来。按道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要出来，到现在还没出台，这个难度真的是非常大。但是我们呢，还是非常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市委、市政府，包括市人大、市政协，社会方方面面对我们是高度重视，鼎力支持的（去年年底至今，半年时间里，市委、市政府连续召开两个全市性的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和座谈会，韩正书记、杨雄市长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十届市委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全会，韩书记和杨市长都用较大篇幅，对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次杨市长在小人代会上通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又把国资国企改革作为重要内容）。我们到国务院国资委开会，他们的同志对我说，你们上海国资委真幸福。我们在国家没地位，你们还是很有地位，市委、市政府这么重视你们。上海制定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也好、开展调研也好，市国资委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所以我们的工作能这么有力的推进。我去交流的时候，外省市的同志都觉得不可想象，说你们下面的企业都已经搞方案了，我们还要再看看呐。所以我们的确是走在前列，深深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第三部分：
    蹄急步稳，攻坚克难，务求实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新突破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今年以来，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认真落实“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精神，实现了良好开局。
一、今年以来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情况
主要做了6个方面工作：
（一）建立了一个各方联动的改革工作推进机制
其中，市级层面，成立由周波副市长兼任组长，市国资委和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兼任副组长，市委、市政府25个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市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领导小组，以项目化方式确定落实今年12个重点工作共41项具体任务。市国资委，建立两委领导班子成员全覆盖对口联系、服务企业改革发展的工作机制，指导帮助企业集团制定改革方案，协调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工作。企业集团，成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挂帅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在认真调研、反复论证、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于3月底前全部上报改革方案。大部分方案定位清晰，目标明确，有明确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人，体现了奋发有为、主动作为的精神。市国资委在逐一研究企业集团改革方案后提出反馈意见，各企业集团正在进一步完善深化改革方案，一批比较成熟的方案已进入实施阶段（7月28日，上海城投的公司制改制方案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将按专业化要求，分别成立水务、路桥、环境和资产子集团公司，集团层面以战略和风险管控为主）。
（二）出台了一批改革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指引
在去年出台深化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推进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管理、完善空转土地管理、实施企业分类监管等4个配套细则的基础上，根据改革推进实际，今年以来，又先后制定出台了7项实施细则或操作指引，包括：推进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资布局结构优化调整；加快培育本土国有跨国企业；完善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市管企业财务总监委派管理；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创新转型、跨国经营的“三个视同于和一个单列”考核操作指引，“管好资本，服务企业履职清单”等。
其中，加快培育本土国有跨国企业，突出三个重点：一是开展跨国并购的重点，建立境外科技研发、资源开发、加工贸易基地；二是引进海外人才的重点，允许实施符合国际惯例的，外派跨国经营管理人才薪酬制度；三是提升管理能级的重点，建立适应国际化经营的企业组织架构，完善境外投资决策、项目评估、过程监控和风险分担机制。为支持鼓励企业“走出去”，建立相关支持政策，包括用好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推动金融机构加强对“走出去”项目的外汇金融支持、简化因公出国境审批手续和投资合作核准手续等。
“三个视同于和一个单列”，鼓励企业转制转型相结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目标。重点是三个部分：一是研发投入视同于利润：（1）常规性研发投入，包括“成本费用中可据实扣除的研发费用”和“加计扣除（50%）的研发费用”。（2）政府重大项目是指企业（含下属子公司）承接的国家和上海重大专项、科技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化等项目，包括“当年成本费用中列支的企业自筹研究与开发费”。该两类口径均按照国家税务总局《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核定。二是创新转型费用视同于利润：（1）创新资源是指科技企业、研发机构、科技成果，包括收购所形成的无形资产部分的摊销费用（不含土地使用权）和前期尽职调查费用。（2）模式创新和业态转型，以及电子商务项目和促进企业创新转型的信息化项目，包括购买硬件设备的固定资产折旧费、软件投入等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软硬件供应商的服务费用、测试评估费用和前期尽职调查费用。电子商务项目符合特定条件的，项目所形成的亏损在经营业绩考核中可视同于利润。三是境外投资项目视同于利润和考核中单列：（1）视同于利润包括项目前期费用，以及项目融资过程中一定比例的财务成本。前期费用按照《上海市对外投资合作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核定。财务成本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核定的融资总额，以3%的融资成本率计算。（2）考核中单列，指按项目单列后的企业财务报表进行经营业绩考核，原则上适用于亏损项目。项目的前期费用和财务成本，已享受考核中单列政策的，不再同时享受视同于利润政策。7月28日，经主任办公会议通过，我们将对2013年度企业发生的78.62亿元研发投入和创新转型费用视同利润。
“管好资本，服务企业履职清单”，进一步强调了国资委的出资人定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明确管理资本、服务企业18大类事项43项子项。与以往相比，主要有5个特点：一是依法监管。18大类事项全部依据《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证券法》以及国家和本市相关国资监管规定，无依据的一律废止。在去年12月取消下放17项出资人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次取消下放16项，累计取消下放33项，占总数的43.43%。二是资本监管，18大类管理事项中，14项与资本管理相关，占77.78%；4项与履行出资人职责相关（如领导人员任免委派、考核薪酬管理等）。三是分类监管，按企业市场化程度高低实施差异化管理。比如，对整体上市公司采取“充分放权、自主决策、章程管理、市场监督”模式，国资委将以投票方式在股东大会上行权；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规范董事会建设企业建立授权机制，授权董事会决策预算、选聘经营层副职等事项。四是事中事后监管，对精简下放的审批事项，及时制定后续管理措施，防止出现管理真空。比如，修改完善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可行性报告、外部董事独立意见、法人代表约谈、投资绩效评估等，加强对企业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五是动态监管，以“试行”方式预留调整完善空间。国家新规定未出台前按原规定执行，新规定出台后按新规定执行。
（三）启动了搭建国资流动平台的关键一招
3月底，国资流动平台实质性启动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目前，国际集团、国盛集团已按照定位进行纵向整合，完成现有经营性资产梳理并启动一批重组项目。其中国际集团下属浦发银行收购上海信托股权；国泰君安收购上海证券、受让华安基金股权，中国太保收购安信农保股权，类金融和房地产资产以市场化方式，整体协议转让上实集团。国盛集团完成蔬菜集团与光明食品集团联合重组，推动长江计算机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联合重组，启动现代设计集团借壳棱光股份工作。
（四）推进了一批开放性市场化改革重组项目
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实施“三个一批”共40余个项目：一批开放性市场化重组项目，包括绿地集团655亿元资产借壳金丰投资整体上市，交易金额创A股历史最高记录（金丰投资复牌后当日涨幅9.94%，随后连续7个涨停，从停牌前的5.23元/股，最高升至11.22元/股）；外经贸投集团、工投集团、农投集团、商投集团与东浩兰生集团、国盛集团、百联集团重组；上海城投、锦江股份引入弘毅投资，促进企业体制机制转化（弘毅投资分别持有上海城投、锦江股份10%、12.43的股份，累计金额33亿元，成为两家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美国史带公司并购大众保险；文广集团整合东方传媒等。
一批走出去海外发展项目，包括上海电气收购意大利安萨尔多能源公司40%股权，为在国内率先掌握重型燃气轮机核心技术，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奠定了基础；上汽集团在泰国构建自主品牌MG全产业链；光明食品集团与澳大利亚PDG乳业公司合作，加快英国维他麦、澳大利亚玛纳森食品公司海外上市；现代设计并购美国第三大设计公司威尔逊等。截至目前，共有13家企业集团投资58个境外项目，项目计划投资总额1586亿元人民币。
一批资本市场上市发展项目，“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出台以来，上海电气、上海建工、浦发银行、锦江股份等21家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实施重组，累计募资或重组资产1388.92亿元（募资581.99亿元、涉及资产806.93亿元）。截至目前，10家公司重组融资方案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报中国证监会审核（5家公司已公告预案，6家公司停牌深化方案设计）。上影股份、国泰君安、东方证券进入IPO预披露名单。
（五）营造了一个鼓励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
主动争取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的支持帮助，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国资流动平台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争取社会各界对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关心支持，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政协特邀常委视察团等对上海国资国企改革进展予以肯定（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带领全国政协特邀常委视察团到上海，视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情况，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对上海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方向准、思路新、力度大、措施实，经验和做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市人大常委会理论中心组专题听取上海国资国企实践与探索的情况，并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开展“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专题调研。市政协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有关提案列入重点督办内容，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在中宣部、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以及《解放日报》等本市主要媒体对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予以极大关注，上汽集团、上港集团、上海建工等通过整体上市推动发展的成果形成示范效应。
（六）保持了一个重质量讲效益的经济增长态势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今年上半年，全市地方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高于全国国有企业平均水平，实现营业收入12829.05亿元，同比增长8.9%（增幅高于全国国资系统2.3个百分点）；利润总额1098.47亿元，同比增长19.8%（增幅高于全国国资系统12个百分点）；归属母公司净利润670.06亿元，同比增长22.5%；实现增加值2212.27亿元，同比增长12%，高于全市GDP增幅；已交税金总额1201.01亿元，同比增长13.3%（增幅高于全国国资系统9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全市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1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其中，市国资委系统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639.37亿元，同比增长7.7%；利润总额513.28亿元，同比增长14.5%。）
二、下一步本市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安排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要聚焦、聚神、聚力抓好落实”的要求，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韩正书记、杨雄市长十届市委六次全会的讲话精神（重点围绕国企纵向整合和国资流动平台建设抓突破），全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座谈会上的工作要求（韩正：拓宽视野、抓住关键、有效重组、完善激励、立足规范；杨雄：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健全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等4个方面下功夫），以及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杨雄市长的工作要求（三项工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质性启动国资流动平台、建立健全企业分类监管体系），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站位、更大的勇气、更实的举措，聚焦重点，狠抓落实，乘势而上，务求突破。
下一步，要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
（一）打造公众公司，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从上海实际出发，以公众公司为主要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点抓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抓好《若干意见》的落实，重点推进企业集团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包括：（1）推进符合条件的企业集团加快整体上市、核心业务资产上市，以及公司制股份制改革；（2）聚焦产业链、价值链，进一步加大开放性市场化双向联合重组力度；（3）在符合条件的企业（整体上市公司优先）实施股权激励（一直以来，上海积极稳妥在一部分充分竞争性企业建立了“股权激励为主、员工入股为辅”的企业员工利益共同体。目前，全系统共有40家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主要有5种模式：“激励基金+个人购股”、股权出售、股权奖励、期权期股和作价入股。员工持股模式，主要有4种模式：实行经营层持股、职工持股会、股份合作制和创投企业项目团队跟投）。
二是抓好一批项目的落地，推动上海城建、绿地集团、现代设计等整体上市，以及一批企业集团核心业务资产上市，推动上影股份、国泰君安、东方证券等企业IPO，以及华虹宏力香港主板红筹上市，同时，制定后续整体上市企业方案，做到成熟推进一批、挖掘储备一批、培育发展一批。
三是抓好工作责任的明确，研究制定本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行动方案，确定未来3-5年的推进计划，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
（二）启动国资流动平台，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按照市委、市政府“推动国资流动平台实质性启动，今年底或明年初要有一批国资通过平台实际运作”的要求，加快国际集团、国盛集团战略转型；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稳健操作”的原则，逐步划入部分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在统一的平台上运作国有资本；按照市场化运作的要求，研究探索运作平台的机制、途径和方法，逐步完善组织架构；建立国资公开透明运作的程序、方法和路径，做到“两个确保”：确保第一批国资成功圆满减持运作、确保不发生道德风险和交易寻租（韩正书记原话）。结合国资流动平台建设，推进国资管理与企业经营适度分离，促进国资国企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结合国资流动平台建设，在国资监管上切实做到“三个进一步”：
一是进一步聚焦国资监管重点，加强战略定位（管资本方向，国有资本服务服从国家战略目标和城市经济发展定位）、发展目标（管资本导向，重点企业努力成为行业龙头企业）、布局结构（管资本流向，优化国有资本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管资本控制，通过国有资本人格化代表的有效履职，确保企业治理模式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考核激励（管资本效率，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高国资经营效益）、风险控制（管资本安全，完善企业全面风险管控模式，确保国资保值增值）管理。
二是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方式，重点是4个载体：公司章程，约定国资委与企业董事会授权范围。任期契约，通过任期目标责任书，明确相关责权利。履职清单，重点强化后续管理。社会协同，搭建相关委办、社会第三方参与的工作平台，加强对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三是进一步完善市属经营性国资集中统一监管，推进国有资源整合，形成更高层次、更大范围资源配置的整体优势。
（三）优化国资布局，支持优势企业加快发展
坚持城市发展和企业发展相结合，加快培育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制定推动国资布局结构优化调整行动方案，重点优化“两大布局”：
一是在行业和股权布局上，有进有退，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研发与产业化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城市功能性项目和社会民生保障项目，坚决退出不符合城市发展定位、不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产业和行业。
二是在地域和空间布局上，立足国内合作和国际竞争，不仅要看着中国地图抢市场，更要看着世界地图谋发展，充分发挥上海的口岸优势、要素市场优势、制度环境优势，加强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国内重点区域合作，探索建立区域产业合理分工、企业联动发展的新模式。积极开展海外并购与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四）推进任期契约，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加快推进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年内完成两批共21家企业集团任期目标责任签约（按照市委、市政府领导“政府换届”一样重视做好这项工作。第一批9月底，8家竞争类企业。第二批年底，13家企业，包括5家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企业、8家竞争类企业。其余明年上半年完成）。结合任期制契约化管理，进一步健全企业分类监管体系，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根据不同企业的目标定位，分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从企业实际出发，“一司一策”确定考核指标。三是分类实施激励约束，明确不同类型企业领导人员的薪酬结构和激励模式（整体上市公司优先实行股权激励）。
（五）坚持制度创新，提高改革的针对性有效性
按照打通“两个一公里”的要求（李克强总理在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好政策必须打通“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最先一公里”，就是通过制定细则，实现破局效应；“最后一公里”，就是通过督查和后评估，狠抓落实），继续制定出台一批配套措施。包括：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意见；企业领导人员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办法；逐步提高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工作方案；竞争类企业中长期激励、功能和公共服务类企业专项奖励操作指引；非上市公司分级分类信息披露操作规则；董事、监事工作指引等。到年底，对今年12个重点工作共41项具体任务，逐项进行检查和评估。
（六）推进主题活动，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主题活动是国资委系统党建工作的一个特色和品牌。在推进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怎么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主题活动是不是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是不是能够打造特色，体现成果。我们考虑，从2014年到2016年，用三年的时间在全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深入开展“改革当先锋、为民作表率”党建主题活动，通过“三个结合”，即与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相结合、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相结合、与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相结合，切实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鸣锣开道、鼓劲加油、保驾护航。按照“启动推进、巩固深化、总结提升”三个阶段的不断深入，挖掘培育典型，努力在党建工作上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促进全系统主题活动深入开展和党建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
第四部分：
    增强党性，练好内功，努力在“管好资本、服务企业”中展现国资委的新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时对上海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和干事创业本领”，“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韩正书记在十届市委六次全会上也突出强调“事业发展，关键靠人，尤其要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求“上海干部必须拓宽视野，更新知识，提升本领”。面对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如何“管好资本、服务企业”，对国资委机关专业化水平和机关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打铁更需自身硬，要展现好国资委机关新形象，就要不断增强党性、练好内功，重点要在五个方面下功夫（“五讲”：讲政治、讲学习、讲实干、讲协作、讲导向）：
（一）讲政治、顾大局，不断加强党性修养
讲政治，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各种思潮、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泥沙俱下。在复杂环境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特别是当前，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实践证明，只有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的“金刚不坏之身”，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讲政治，除了要坚定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掌握政治观点外，更需要严守政治纪律，包括增强保密纪律，做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特别是工作中的一些敏感事项，不能还没上会，就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把一些企业重组、改革进展当作谈资，泄露了秘密也没有知觉。保密办前期已与机关每位同志都签订了保密承诺书，既然签了字，就要时刻绷紧这根弦，不该说的坚决不说。
讲政治，就是要始终胸怀大局。大局观念是检验一名干部是追求“小我”还是“大我”的一个关键标准。革命战争年代就看能不能舍生忘死，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和平建设时期，同样面临改革的攻坚战，现在改革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检验干部就是看能不能在这关键时刻拿得出、顶得上、能打赢。不可否认，机关和系统一些企业比较，在收入待遇上有一定差距，也造成了部分干部人心浮动。我们说要建立能进能出的干部选拔交流机制，现在看，“出”比较顺畅，企业愿意接收，机关干部愿意去；“进”比较困难，公务员有门槛要求，企业干部积极性也不高。客观上来说，这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党的干部，凡事要出于公心，要观大局、识大局，紧紧围绕大局、时时聚焦大局、处处服务大局，找准位置，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机关干部才能有作为，有为才有位。
讲政治， 就是要加强团结协作。过去有企业反映，到国资委机关办事，涉及一个部门的事好办，涉及两个或以上部门的事就比较难办。这是对我们工作加强合力的善意提醒。习总书记指出，越是处于改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树立团结协作的机关文化，加强协同配合，避免部门职责有所交叉、工作有所交集，就出现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
（二）讲学习、强本领，适应工作任务形势需要
学习水平决定思想水平，思想水平决定工作水平。要注重静心学。习近平总书记和韩正书记多次强调静心读书、静心思考的重要性。我感到，无论是增强党性修养，还是提升自身本领，都要静下心来读一些书。特别是面对当前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潮流，特别是面对国资国企改革涉及面广、专业化程度高的要求，更要提升思维高度，切实解决韩正书记提出的“四个不适应”问题，力戒浮躁，静心读书，尤其是要读些经典原著，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视野。要坚持干中学。把本职岗位作为建功立业的舞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各种知识，包括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做到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善于综合运用各方面知识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复杂问题，使自己真正成为本职岗位上的行家里手。要虚心向下学。充分利用调研、挂职等机会，从企业一线火热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2008年以来，国资委机关每年安排机关、企业干部双向挂职。特别是今年，面对当前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多、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我们依然下了很大决心，继续组织30名机关、企业干部（其中机关干部11名）双向交流挂职。大家要珍惜机会，重点围绕国资国企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把挂职当“职业跳板”，为自己在企业寻找位置制造机会；或者把挂职当“提拔前兆”，挂职结束提要求、等晋升。
（三）讲实干、善攻坚，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要增强敬业意识，通过不断的学习教育、科学有效的激励体制，使机关干部确立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将每个岗位作为展示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空间舞台，让敬业精神植根于每个干部的心中，形成争创一流业绩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良好风气。要树立担当意识，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韩正书记在这次全会上提出“敢闯敢干敢担当，敢抓敢管敢负责”，作风过不过硬，敢不敢担当，关键还是干部的头脑、肩膀和脚跟的问题。要明确责任意识，理想信念坚不坚定，党和人民的事业与个人的荣辱得失在头脑中排位，决定干部干事创业的定力、勇气和魄力；本领过不过硬，肩膀上能够承担什么样责任、有什么样的负重能力，决定干部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信心；脚跟能否始终立在人民立场想事情、做决策，决定干部为人做事的情怀和胸襟。只有营造出极端负责、通力配合的氛围，我们的工作才能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四）讲奉献、守纪律，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现在，有些人觉得自己在机关收入不高、压力又大、约束又多，同在企业工作相比牺牲了很多，认为这就是奉献了。但这只是小奉献，作为党员干部，追求的应该是大奉献，要有“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没有这种精神境界，是难以完成国资国企这项大事业的，即便表面上做到了，心中也可能是不舒畅的，总觉得吃亏了、不划算了。长此以往，思想就会发生异变，行动就会产生差池。
5月底，市委常委会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要求，审议通过了《关于落实党委主体责任进一步做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意见》，国资党委也在第一时间研究制定了贯彻落实这个《意见》的实施办法，共26项重点内容、80条具体措施，我们每位班子成员、每个处室都有明确的责任。概括起来，党委班子每年要做四件事：年初研究形势任务、审定班子成员的计划、加强日常督查、年末总结评价；班子成员做三件事：年初定好计划、年中抓好推进、年末做好总结；机关处室按照责任分解抓好具体措施落实。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党委主体责任落实到每个班子成员、每个处室的具体工作职责之中，强化“一岗双责”的责任意识，做到职权管到哪里，党风廉政建设的职责延伸到哪里。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做实党风廉政责任制，要注重把握“两个关键”：一是指导思想上的“三个结合”：结合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中心工作、结合国资监管和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突出问题、结合中央和市委明确的重点任务和要求。二是队伍建设上的“三个慎”：慎权、慎微、慎独。要按照习总书记“三严三实”要求，筑牢思想防线。加强党性修养，做到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条。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习总书记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了，干事自然有底线，自然有高度，自然不会做那些充满了诱惑、可能掉入陷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机关干部或多或少都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要“守身如玉”面对的考验很现实。要注重防微杜渐，以“祸患常积于忽微”之心对待小事、小节、小利。
（五）讲导向、聚人心，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只有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才能激励士气、鼓舞人心，让干事的人有动力、有冲劲，才能打造出一支素质优良、作风正派的机关干部队伍。要重点把握三个关键环节：在考察识别干部时，既要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又要注意重大关头、关键时刻，特别是在承担国资国企改革任务上，要看干部有没有一种想干事的精神状态、能干事的主动意识、干成事的能力水平和不出事的基本素质。在考核评价干部时，要改进机关干部考核评价方法，更加注重业绩、注重平时，把关键时刻“敢打仗、能打仗、打胜仗”，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核心标准。在科学使用干部时，用当其时、用其所长。使用干部不能只看资历，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而要看谁更优秀、更合适，用其所长。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
同志们：
上海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已经明确，我们要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奋发有为，全力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为实现上海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